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。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带来了光明— —只是半个,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问绕来绕去的时候,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“嘟——嘟——劈啪”的响声,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。
“好了,老兄。”盖茨比喊道。我们放慢了速度。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,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。
“行了,您哪,”警察满口应承,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,“下次就认识您啦,盖茨比先生。请原谅我!”
“那是什么?”我问道,“那张牛津的相片吗?”
“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,因此他每年部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。”
在人桥上,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,河对岸城里的楼高耸在眼前,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,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。从皇后区大桥看去,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,那样引人入胜,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。
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,车上堆满了鲜花,后面跟着两辆马车,遮帘拉上了的,还有儿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,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,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是尔南欧那一带的人。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。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。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,司机是个白人,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,两男一女。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,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,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。
“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,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,”我心里想,“无论什么事都会有……”
因此,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,这用不着大惊小怪。
炎热的中午。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,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。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,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,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。
“卡罗威先生,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。”
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,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。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。
“……于是我瞥了他一眼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,“然后,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?”
“什么事?”我有礼貌地问道。
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,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,把他那只富于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。
“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,同时我对他说:‘就这样吧,凯兹保,你要是不住嘴,一分钱也不给你。’他立刻就住了嘴。”
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,向前走进餐厅,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,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。
“要姜汁威士忌吗?”服务员领班问道。
“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, “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。”
“好的,来几杯姜汁威士忌,”盖茨比同意,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,“那边太热了。”
“又热又小——不错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,“可是充满了回忆。”
“那是哪一家馆子?”我问。
“老大都会。”
“老大都会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,“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,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。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•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。我们一桌六个人,罗西一夜大吃大喝。快到天亮的时候,服务员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。‘好吧。’罗西说,马上就要站起来,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。
“那些杂种要找你,让他们进来好了,罗西,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。”
“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,要是我们掀起窗帘,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。”
“他去了吗?”我天真地问。
“他当然去了。”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。“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:‘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!’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,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,然后开车跑掉了。”
“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。”我想了起来就说道。
“五个,连贝克在内。”他鼻孔转向我,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,“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。”
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。盖茨比替我回答:
“啊,不是,”他大声说,“这不是那个人。”
“不是吗?”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。
“这只是一位朋友。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。”
“对不起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,“我弄错了人。”
一盘鲜美的肉了烤菜端了上来,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,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。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,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。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,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。我想,要不是有我在座,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。
“我说,老兄,”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,“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?”
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,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。
“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,”我答道,“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,让我知道你要什么。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?”
“噢,决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,”他向我保证,“你也知道,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,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。”
忽然间他看了看表,跳了起来,匆匆离开餐厅,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上。
“他得去打电话,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,一面目送他出去,“好人,是不是?一表人才,而且人品极好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他是牛劲出身的。”
“哦!”
“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。你知道牛劲大学吗?”
“我听说过。”
“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。”
“你认以盖茨比很久了吗?”我问道。
“好几年了,”他心满意足地答道,“刚打完仗之后一个偶然机会让我认识了了他。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讪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人。我就对自己说:‘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系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。’”他停了下来,说道:“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。”
我本来并没有看,可是现在倒看了。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,看着眼熟得奇怪。
“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。”他告诉我。
“真的!”我仔细看看,“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。”
“不错。”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,“不错,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。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。”
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卜的时候,沃尔大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,然后站起身来。
“我中饭吃得很高兴,”他说,“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,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。”
“别忙,迈尔。”盖茨比说,一点也不热情。沃尔大山姆光生像祝福似地举起了手。
“你们很有礼貌,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,”他严肃地说,“你们在这里坐坐,谈谈体育,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,谈谈你们的……”他又把手一挥,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,“至于我哩,我已经五十岁了,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。”
他跟我们握握手,掉转身去,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。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。
“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,”盖茨比解释道,“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。他在纽约是个人物——百老汇的地头蛇。”
“他到底是什么人?是演员吗?”
“不是。
“牙科医生?”
“迈尔•沃尔夫山姆?不是,他是个赌棍。”盖茨比犹疑了一下,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,“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。”
“非法操纵纵世界棒球联赛?”我重复一遍。
居然有这种事,我听了发愣。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,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,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,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。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,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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